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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榮:我所見到的樊駿與王信的友誼
來源:中國青年報 | 李光榮  2021年05月17日08:50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樊駿和王信被視為兩個“怪人”。而這兩個“怪人”,卻互相引為知音同調,在五十年間相扶相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在一年的時間裏親見了他倆的友誼,現錄幾則以緬懷兩位老師。

“和而不同”的君子風度

1993年5月,樊老師搬家到安貞橋北,當天,我和樊老師,還有張建勇、嚴平夫婦在房間裏挪書,進來一位身着黃夾克,下穿藍色褲,胸不那麼挺,氣宇不那麼軒昂的長者,視察似的各處看看,問一些情況。樊老師向他介紹説:“這是李老師。”而對我説:“這是王信,住在樓上。”樊老師就是這樣逗:稱學生為“老師”,該稱老師的卻直呼其名,也不管我是否尷尬。王老師卻無所謂,談別的話了。看來,樊老師對他説起過我。我心裏的震動卻不小: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學評論》的編輯,如此樸實無華!

此後我去樊老師家,時間稍長的幾次都見到過王老師。王老師來,相談時間長短不一,有時幾句話,有時長談。樊老師見王老師進門,不寒暄、不請坐、不上水,無任何客套。王老師走進屋,直奔主題,邊説邊找個座位坐下,樊老師隨即坐在一側沙發上談起來。

談話的內容廣泛:院所的事、圖書文章、人際交往、生活經驗無所不及。他們通報情況,交流思想,有時是徵求意見。樊老師總是面帶微笑,目光閃動,説話時常有表情動作,時而眼看對方,時而低頭聆聽;王老師則一臉嚴正,不苟言笑,極其認真,略略側身低頭,目不正視。談完了,王老師起身即走,樊老師也不留,跟到門口把門關上。

我推想,樊老師那些曾指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向的鴻篇雄文,或者全國政協的提案,可能吸納了王老師的某些意見;王老師在《文學評論》上推出那麼多雷霆震盪的高言儻論及青年才俊,引領了改革開放後的學術思潮,或有樊老師的思想貢獻。

雖然我從沒聽到他倆因意見不合而發生爭執,但不同意見肯定有的。那時,樊老師的《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剛出版,他讓我看,以瞭解他的學術思想並談談看法。我花一個多月寫成一篇評論,交上去卻被他扼殺了。我很是鬱悶。離開樊老師家前有事去王老師家,忍不住説了出來。王老師問了文章內容後,要幫我“挽回”。對於他的關愛之情,我很感激,但還是謝絕了。他又問:《新民主主義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篇收入沒有?説“這是他最差的一篇,不該收”。顯然,他對樊老師的文章很熟悉,但沒有得到樊老師的贈書,出版前樊老師也沒有徵求或者沒聽從他的意見。由此可以看出他倆學術思想的不一致處與“和而不同”的君子風度。王老師的批評直言不諱,用語的直率也非一般。樊老師後來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論集》果然沒再收入這一篇。

幸好有王老師關照,幫助他解決了許多困難

這一年,樊老師被心臟早搏折磨,5月出院,6月又進去了。入院前,他託人告我:“有事打電話給王信。”第二天我直奔王老師家,師母告我王老師辦公室電話,並説:“他陪樊駿去醫院的,他知道住在哪兒。”我按探視時間去醫院,見王老師和樊老師坐在花園裏。我正好替王老師陪伴一次。樊老師告訴我:“我與外界是隔絕的,病房只有王信和劉福春知道。”過兩天,我又打電話給王老師,詢問樊老師病情,並約了見面時間。我去醫院,樊老師便逃院和我一起回家。晚上王老師來,那是他倆談得較長的一次。第二天樊老師回醫院,囑我“把家門鑰匙交給王信”。後來我知道,他的鑰匙常年放了一套在王老師家裏,若外出時間長時,還把“細軟”打成一個小包交給王老師。

樊老師單身生活,又缺少做家務的興趣和能力,吃飯常常隨便對付。他常説:“生活是很麻煩的。”幸好有王老師關照,幫助他解決了許多困難。王老師曾告我:樊老師常常做好了飯菜放在冰箱裏,取出吃一二天,有時去街邊買點燒餅之類應付一餐,你來他才加一個菜。而我,本想讓樊老師改善一下伙食,無奈廚藝太差。這裏講一件小事:一天開飯時,王老師進來,我請他一塊兒吃,樊老師指着魚説:“這是李老師做的糖醋魚。”由於配料不全且沒放足,既不好看又不好吃,王老師僅嚐了個味。後來我寫信給老婆問了做法,第二次做出的味道就好多了。剛好王老師又來,坐下嘗後表揚我的“進步”。樊老師則把寫信的事説了一遍。

有一次我返回北京即跟王老師聯繫,他説樊老師擔心,主動給你去了信。這事讓我內疚了好幾天。趕完作業,立即去見樊老師。他調整了教學計劃,指定新的閲讀書目,並佈置作業,他還説:“我已將意思跟王信説過。”我不知王老師提過意見沒,至少他沒反對。所以,對我的學習王老師也付出了心血。我按照要求讀書、思考、寫作,其中一項是修改論文《人物出走:曹禺劇作的藝術貢獻》。交上去後,得到樊老師認可,他把題目改為《人物出走——曹禺戲劇藝術管窺之一》,給了盧濟恩老師。下次去樊老師家談起,王老師説他刪了題中的“之一”。我一陣感動:他關心過我的文章,或者説文章到了他的手中。幾年後,我去看他,他仍關心我的研究,我説剛完成《作家汪曾祺的由來》。他説:“我聽到這個題目,也是很高興的。”但我沒把文章給他,因為他那時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刊發稿的審讀者,我不能利用這個關係。

這種精神情操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樊老師和王老師,一北一南,習慣有異,性格不同,卻在五十餘年間無話不談,十分難得!考其原因,是由於他們都“站在時代的高度”(樊駿語),對人對事出於公心,善於思考,敢於擔責,不追逐名利乃至讓名讓利,胸懷坦蕩,以助人為樂。這種精神情操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王老師多年不寫文章,2011年樊老師突然離世,破例寫了一篇《樊駿未了的心願》予以紀念。讓二十餘年不寫文章的人開筆寫作,其情感動力有多強啊。儘管文章未提他倆的關係,未表達他的悲痛,但在平靜敍述的後面,惋惜、懷念之情何其沉重。須知,那些事他不説,就沒人知道了。

樊老師走後,我去看望王老師,並約了戰嘉悌先生。我們三人在樊老師家裏相見,客廳東牆上樊老師的大幅遺像微笑着,彷彿在參加我們的會談。末了,我請他們出去吃飯,王老師説:“我就不去了。”那時,他摔壞了腿,走路還不大方便。我説:“好吧。您多保重,我再來看您。”

這十年,沒有樊老師這樣的摯友,王老師的內心一定是孤寂的。而現在,王老師與樊老師相聚去了。在“那邊”, 或許兩個“怪人”繼續不流俗,不媚上,保持獨立個性,秉持現代傳統,正直、認真、無私、愛人且不輕易麻煩別人地生活着,並相扶相持,續寫友誼。

2021.2.11初稿,4.8改於成都

(作者系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