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倪文尖:懷念吳福輝老師
來源:《現代中文學刊》 | 倪文尖  2021年05月13日07:57

那天,早上醒來,依習慣看手機。看到一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羣裏:子善老師報告諸位不幸的消息,吳福輝先生今晨在加拿大突然逝世,享年82歲。

太突然了!怎麼可能?心存一絲僥倖,趕緊去問。子善老師的回覆卻是證實了。

不久,收到李楠兄微信:倪老師,早上接到吳老師兒子信,“今天早上我爸在家突然去世,醫生診斷為心臟病發作。”前天還在跟吳老師微信聊天。彷彿晴天霹靂!難以置信!

唉,心裏堵得慌。起牀了,人也呆呆的。

做不了什麼,只能在朋友圈表達沉痛的緬懷之情:

“第一次見吳老師,是1992年,萬壽寺。我拿着曉明老師的信去訪學,吳老師客氣得驚人,太温暖!當即簽名送我《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一摞書。

後來見得挺多。卻記不得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了。以為總還會再見。

印象深刻的有,陪吳老師走淮海路,為了買他心儀的白褲子;陪吳老師去北外灘,訪他小時候的舊居;2006年吳老師來上海,特地來看骨折卧牀的我……

這篇文章是2020年5月27吳老師微信發給我的。微信的通信定格在11月7 號:

(子善老師在講到您呢:“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吳先生,他小時候老家那兒要拆掉了。”)

看到子善近影,很親切但也不免感慨:大家都老了!我在上海住過三個地方,靜安寺今北京西路,迪斯威路今溧陽路,東餘杭路春陽裏。子善説要拆的,定是東餘杭路。看不到了!

唯一的安慰是,吳老師走得突然,沒遭罪吧。”

吳福輝先生與作者的最後微信對話(圖:作者提供)

手足無措,就開始找起福輝老師題簽送我的書來。家裏書是亂得不能再亂。但還好,憑着有效雖也是有限的記憶,先是那本1987年版的“三十年”出來了,吳老師送我的是1991年10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接着,是他在上海親手送我的最後一本書,《春潤集》。這兩本書,從“倪文尖同志雅正”變成了“文尖老友存之”,而時間是從“1992年6月”走到了“2012年11月”。最記得放在哪裏,卻搬了半天書才露臉的:先是《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説》,該書是我讀博期間用力最勤、收穫最大的著作(幾乎不用“之一”,吳老師的題簽還提醒我回想起來,這書是煩勞他寄了第二次才收到的);後是《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這書應該也是吳老師寄過來的,我一直準備認真讀而終於沒來得及仔細讀。頗有意味的是,這兩本書,吳老師在扉頁上寫的都是“倪文尖存正”。大氣的、熟悉的這五個字看着我,我看着它們,有些發愣,也若有所思,心裏堵得更慌,就發狠試圖找齊《帶着枷鎖的笑》《且換一種眼光》《深化中的變異》《遊走雙城》……但是這些書,有的應該是放在學校做教學之用,有的估計是借給學生寫論文參考而不記得所蹤了,反正,很難再有新的收穫。當後來看到那本《梁遇春散文全編》,其實就在手邊,其實前些天還正在用,卻找了半天才想起來還有這本,我知道,我是心裏亂得糊塗了,再找也無濟於事,於是,又給子善老師寫了條微信:“陳老師,學刊做一期紀念專欄吧,我想寫一篇回憶兼談老吳學術的文章,一早上很難過。”

《都市漩渦中的海派小説》書影

那天,是1月15號。

生死無情,時間更無情。現在,福輝老師“五七”都過了。按我們家鄉的傳統説法,老吳是徹底地到了另一個世界,與我們完全地陰陽兩隔了。這一個多月裏,我重新閲讀了老師的一些著述,感覺有了點新的體會。可是,看過一些悼念文章後,更是發現,自己的那點體會,其實,相識或不相識的師友們已經談得相當到位,而且,吳老師熱情相待、傾心扶持的後輩可謂數不勝數,他們對福輝老師為人、為學的理解,尤其是對吳老晚年生活的瞭解,都超過我許多,也讓我獲益良多。我幾乎都要後悔那天情之所至、主動要求寫這篇文章了。

更後悔的是,福輝老師的集大成之作《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我竟然延宕拖拉,沒有及時讀,錯過了跟老師彙報心得、交流思想的機會。事實上,老吳自己也非常看重這本書,他在《自序》介紹“這部書的完成,真可謂一波三折”時,就開宗明義地説過“試想此書假若早幾年寫出,或許它只是一種陳舊的文學史加插圖、加地圖的東西,一種非驢非馬、非舊非新、或形新而實舊的東西而已。而現在的此書,當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正文之外的插圖、表格也不是什麼不重要,卻色色樣樣都歸結到一部含了些新觀念的,説得大膽一些,是身上可能包孕着一點未來因素的文學史上面去了。”謙遜之中,期待知音的意思也溢於言表,而且吳老師或許還私下給了我信號。前年5月24日,他主動發來王德威的該書英譯本序。我卻茫然不覺,沒有及時回覆,唉!真不知自己當時因為什麼而忙昏了頭。直到去年3月11日,我才給吳老師轉去了當天看到的李今大作《講述現代中國文學場域的故事》,以作為某種遲到的迴應。況且那時正值新冠疫情猖獗,我去信的重心是在“吳老師健康長壽啊!非常時期,您多保重!”因此,老師的回覆也主要是,“很久沒通音問了,我人在加拿大兒子這裏,人老了,幹不成什麼事了,也不知何時能去上海見見大家。疫情終會過去,希望相識者都平安康健!”這段話,這個月來我讀了多次,為了努力想象吳老師那時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什麼樣的心情。一向開朗達觀的吳老師,終於還是開朗達觀的,可惜啊,我當時只想到這一點,卻沒有太關注老吳“人老了,幹不成什麼事了”的嘆息,我更不敢想,假如我主動地談起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的描畫,老吳是否就會像我記憶中的吳老師那樣再次闊論高談、神采飛揚。

這真是一部非福輝老師不能寫出來的文學史。該書勒口上的作者簡介寫道,“吳福輝(1939-),浙江鎮海縣人(今寧波市江北區)。生於江南上海,長於關外遼寧。”這是老吳開講自己的標配。在吳老師去年5月發我、我與悲悼文字同時轉發朋友圈的《百年翩躚》一文中,老吳更詳盡、清晰而深情地梳理了他們家族的百年遷徙史:“據家譜説,我們的根子是在延陵(丹陽常州之間),以後輾轉至浙江四明之地等”,“寧波就不一樣了,它是我能見到祖屋的故鄉呵。寧波的創業中堅是我曾祖父”,“曾祖父在眼見上海越發崛起的關鍵時刻(約上世紀二十年代),毅然決定了五個兒子的去向:三阿爺一家留守,二阿爺、小阿爺轉移無錫,我阿爺和四阿爺奔赴上海”,“待我在黃浦江畔出生,家族的這次‘大轉移’已然完成。我從小的感覺,寧波人融入上海求得立足,就像從這個市區搬到那個市區那麼熟習、自然”,“1949年底,上海解放才半年,父親即應東北人民政府重工業部的招考,錄取後編入第18會計招聘團,攜全家轉赴遼寧”,“我們家已經紮根在鞍山、瀋陽,五代人構成大大小小十幾個家庭;一部分後代能聽懂上海話,滿口講的都已是東北話;我母親所做的拿手寧波菜、上海菜,被有的小輩繼承。吃食與穿戴兩項揉入的南北習慣,成了我們這個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家族特色”,“1978年我考上恢復高考之後的首屆研究生,來到北京。畢業後留京工作,開始了家族部分成員向又一個地域的轉移”,“我這裏又分出新的一脈,下一代和下兩代的兒孫不斷有考上北京學校而留京者,北京支脈有了雛形”。這之後,吳老師在文中很有自我意識地總結道,“在做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挖掘了海派文學,觸動了我對甬滬兩地固有的‘情結’,調動起童年的生活記憶,寫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説研究專著。我從學術專業上彷彿踏上了一條迴歸之路。”

《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書影

這也是我這個月想得很多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吳老師一家和他個人在中國走南闖北的經歷——而且老吳喜歡旅遊在圈內是出了名的,1998年的山西行中,我有幸和他一起登五台山、觀壺口瀑布,更目睹他是如何一個興致勃勃、熟知掌故和風土人情的最佳遊伴,最近,又看吳老師河南大學的學生們回憶,老吳後來走遍了河南,也一直在很努力地走遍全國——使福輝老師對中國之大有特別深刻的感悟,國內各區域之間,各各不同,又各美其美,也正是這樣一種空間感覺和空間意識,才可能使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在吳老師的思想中,將空間性的問題埋在時間性之下,而在他的筆下創生了“新的歷史敍述空間,把過去線性的視點轉化為立體的、開放的、網狀的文學圖景”。

當然,吳老師一生的履歷中,最具有決定性的還是一頭一尾。“一尾”是老吳以39歲高齡赴京求學,拜在王瑤先生門下開始現代文學研究之路,也開始做一個北京學人,做一個“北京人”。“一頭”則是老吳後來越來越自覺、也一直樂於強調的,“在上海受小學教育”,長到12歲才離開上海。對此,吳老師寫了不少散文進行感性回憶,也在一些論文里加以理性回顧。在我看來,相當完整的上海童年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童年記憶,實在是吳老師一生的“底子”(張愛玲的一大關鍵詞)。雖然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上海年代,他們吳家的“中產市民家庭的地位”也時有失落之虞,但是,作為上海根本底色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文化,還是奠定了吳老師的“三觀”尤其是趣味,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精神氣質和文學審美上,老吳都“到底是上海人”。這在他的老同學趙園老師那裏,是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就有感覺了,而在吳老師早年的學術工作裏,倒反而是潛伏在他對“諷刺文學”的津津樂道和對沙汀小説的深入剖析中。也是難怪,在八十年代早、中期,雖也不是沒有汪曾祺的作品、陸文夫的《美食家》等顯得另類的文學,但當年的時代精神和文化風尚,顯然還沒有準備好一個合適的闡釋框架來予以接受和安置,以至於阿城的《棋王》出世了,大家都還在一起或認真或忽悠地談“道家”論“文化”。是要等到1987年,用我很多年來習慣了的一個説法,是隨着大眾、慾望和市場的崛起,以“新寫實小説”風行文壇特別是王朔的作品風行全國為標誌,世俗生活和市民文化的邏輯才終於“上得了枱面”。1989年,吳老師果然領風氣之先地,也責無旁貸地連發二文,《為海派文學正名》和《大陸文學的京海衝突構造》。這兩篇著名論文,對於吳老師個人來説,是不僅發展出了學術代表作《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説》,也在事實上構成了老吳獨到的現代文學史觀念與圖景的濫觴,而對我們這個學科來説,則開啓了一個研究海派和上海文學的潮流。

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作家錢鍾書,但與風行一時的“錢學”文章多少不同,我希望是把錢鍾書的文學創作放在二十世紀中國乃至更具體的四十年代上海的歷史語境裏進行解讀,所以,吳老師的大局觀和接地氣我是非常喜歡的,而萬壽寺初次見面待我這個後學又是那樣大氣、和氣、爽氣,這讓我對老吳既絕對佩服,又感到無比親切,甚至還隱隱有點得意,因為吳老師漸漸地很把我看作他的忘年交了。記得,我在入了錢(谷融先生)門而又被安排在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工作的一年間,吳老師跟我有不少書信往復。當時,我的具體崗位是《每週文藝節目》報的記者和編輯,老吳對這份工作的興趣甚至超過了我自己。印象中他説,你這是踩在了上海開始恢復都市小報傳統的好節點,你是中國大陸新一輪小報熱的先驅者啊,好好幹!你應該專心做好記者,藉此深入接觸社會、認識上海,在讀博之前有這麼一年、有這麼一份好差事,要是我還求之不得呢。我也感覺到了,吳老師這麼説,不只是為了勸我調整心態、安心工作,他的那種興奮感也的確是真實的。所以多年之後,老吳和他的學生們投入那麼大的熱情進行小報研究,在我看來是一點也不吃驚。讓我多少有點吃驚的是,當我越來越投入小報的工作,一度以巨大熱情搞了個野心勃勃的改版設想,並彙報給吳老師之後,老吳在回信裏竟然説,假如這樣的設想有可能實現,假如你願意有滋有味地去落實自己的設想,那麼,你不再讀博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我是一個糾結的人,好在我的設想當然地沒有可行性,因此,1993年秋季我又按計劃回校繼續讀書了。

現在,我在這個學校呆了已經超過35年,從本科、碩士到博士,從當學生變成做老師,我的年齡,也已經超過我初次見到吳老師時他的年齡。一般都會説、也應該説,我作為文革中出生、在改革開放年代接受了正規完整的中學教育而後讀大學、進入學術圈的一代人中的一員,總是比福輝老師以及他們的老師一輩要幸運得多,像吳老師在遼寧做了19年中學教員,像錢穀融先生在大學當了38年講師,而我們,只要自己努力,時代、社會給了多少好機會讓你成長髮達啊。可是,為什麼新世紀以來我會時或想起吳老師那封信裏的話,以致懸想自己的人生假如是另外一種選擇?有的時候,我的回答是,那是因為我缺乏吳老師及他們一代人那種堅忍不拔的意志,更缺乏他們那種刻苦勤奮的毅力,還既缺乏他們那樣的才華又很可能是眼高手低;還有的時候,我的回答又是,那是因為我還是想向吳老師們學習,無論做或者不做什麼事,都得是發自本心的熱愛,都得是出自公心的使命感,無論做或者不做什麼學問,也都得是從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里長出來的。當然,我並沒有將自己今日之所是(所非)歸因到吳老師或者誰那兒的意思,每個有選擇可能的人,其實最終都活成了自己心底願意、自己也舒服的樣子,雖然恐怕他並不願意承認而自己也固然有不那麼舒服的時候。而且吳老師的優勢和魅力,有許多是我想學也學不了的,不必説魁梧的身軀,超強的行政能力,也不必説廣博的學識,廣大的朋友圈,單是吳老師的那種瀟灑,瀟灑地做人,瀟灑地做事,瀟灑地做學問,就是我不能望其項背的。

比如這篇文章,我竟然寫得如此之難,如此之糾結,不就是為了表達對吳老師的懷念之情嗎?我對自己説,可另一個我又會説,怎麼可以寫得如此沒有新意,這對得起吳老師嗎?如此艱難地糾結之中寫到了這裏,我倒像是忽然明白了,就像當年吳老師説,只要你樂意怎麼都是對的一樣,此刻遠在天國的吳老師,還是會以他習慣的爽聲大笑勸我瀟灑一點:可以啦文尖,趕緊打下句號不就成了嗎?這又不是那年在淮海路……

此文不足以懷念我心中的吳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