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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善:除了魯迅和張愛玲,還有一個上海作家“寫得特別好”
來源:上觀新聞 | 夏斌  2021年04月12日08:44

40多年來,陳子善始終保持年輕的心態和痴迷的工作狀態,興致勃勃地把一塊塊“文學碎片”拾撿起來,再鑲嵌到適宜的位置上。

有人説:“陳子善的研究讓中國現代文學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他卻説:“感謝這個時代,讓我有機會認識那麼多文壇前輩。”

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為新起點,這位資深學者感言:從教書到讀書,再到買書,最後到編書和寫書,我會繼續“內卷”,儘自己能力多編一些、寫一些自己覺得還可以的書。

一門實踐的學問

上書房:如果從上海新詩社編印《新詩集》算起,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已經走過了百年曆程。其間,有什麼值得關注的人和事?

陳子善:百年來,阿英、李何林、瞿光熙、唐弢、賈植芳、趙燕聲、丁景唐、魏紹昌、薛綏之、姜德明、樊駿等先行者,以各具特色又卓有成效的研究實踐,不斷豐富和充實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寶庫。從他們那裏,後人得到了許多滋養與鼓勵,我們不應該忘卻。

就研究成果而言,陳夢家編選的《新月詩選》是一個具有代表意義的新文學社團流派作品選。該書選錄了聞一多、徐志摩、饒孟侃、孫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因、卞之琳、沈從文、劉夢葦等人的作品,集中體現了新月詩派的藝術風格。

上世紀30年代中期,最有名的新文學文獻學整理成果是《中國新文學大系》,主編是趙家璧,蔡元培撰寫總序。

這套叢書共十卷,可謂矗立了十座豐碑。每一卷的編選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魯迅、胡適、鄭振鐸、茅盾、郁達夫、朱自清、阿英等,覆蓋小説、詩歌、散文、評論、文學論爭等,較成系統地反映了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理論建設從無到有的歷史過程。

上書房:今年是魯迅誕辰140週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魯迅文學作品的整理、研究似乎成了主流?

陳子善:那是當然的。1949年前,不少大學沒有開設新文學的課程,而以古典文學、古代文獻為重。伴隨共和國的成立,現代文學才較為普遍地進入大學課堂,而魯迅是現代文學的偉大代表。

要開這門課,當然要編很多參考資料,魯迅無疑是重中之重。加之當時發掘出了不少魯迅的書信、作品,這些在魯迅生前自己編的作品集裏是遺漏的,所以人們整理、研究的積極性就更高了。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文獻學研究有了進一步拓展,不僅繼續“發現魯迅”,而且對其他許多作家,如郁達夫、沈從文、張愛玲、穆旦等,都有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上書房:文獻學研究何以區分“古典”與“現代”?

陳子善:不管是古典文學文獻學,還是現代文學文獻學,都需要理論的歸納和闡發,都以蒐集、整理、考證、校勘、闡釋為主要功能。

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門實踐的學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只有在不斷實踐中才能有所發現、有所拓展、有所突破。

與歷史離得更近

上書房:您是如何與文獻學結緣的?

陳子善:在我個人的成長史上,有兩個時間節點比較重要——第一個時間節點是1976年2月,我開始在當時的上海師大中文系教書;第二個時間節點是1976年10月,我參加《魯迅全集》的註釋。這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對現代文學領域的一些歷史經過、歷史人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決定了我讀書、買書的方向。

當時,我參與註釋的部分是魯迅1934年至1936年的書信。這些書信的內容往往是很具體的,需要一一註明出處或來歷,於是我不得不去做比較仔細的查考工作,包括求教各方。

前些日子,我參加了鄭逸梅先生誕辰125週年的紀念活動,鄭老就是我曾經請教過的前輩。魯迅有封信中寫到買了張恨水和另一位鴛鴦蝴蝶派作家程瞻廬的小説,寄給他的母親當作消遣讀物。按照註釋的要求,我要註明程瞻廬是什麼人、生卒年月等基本信息。這在今天可能比較容易,但當年是沒有什麼便捷工具的。我就給鄭逸梅先生寫信求教,先生馬上回信,幫我把相關信息一條條列了出來。所以,《魯迅全集》裏的這條註釋,應該説功勞要歸於他。

上書房:看上去有些冷僻的領域,何以被您“玩”得如此風生水起?

陳子善:這些年來,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解決一些具體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其他研究者不屑一顧或沒有興趣的,而我偏偏興趣很大。

現在技術很方便,很多年輕的朋友在網上找資料,有時就會跟我説:“陳老師,我又找到一篇某某作家的集外文!”當年我們沒有這樣的條件,只能一本本雜誌、一個月一個月報紙的合訂本去翻。

不過,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現在年輕人在數據庫裏找,看的是電腦屏幕;我們當年翻閲的過程,聞着報紙、雜誌那種接近古紙的味道,好像跟歷史離得更近。

記得中華書局從上海搬到北京的時候,資料室裏的書報雜誌都交給了上海辭書出版社。當時,要進那個資料室查閲,先得徵詢出版社領導同意,再跟一位具體管理的工作人員對接。費了些心思,打了一番交道,才破例答應讓我進資料室去直接查找資料。於是,我就在裏面爬上爬下,渾身上下弄的都是灰,但心裏是高興的。那段日子裏,每翻開一份報紙,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我不知道的或者此前沒有文獻研究記載的作家作品,那種喜悦的心情至今都難忘。

之後,就像滾雪球一樣,我“發現”的作家從郁達夫,逐漸擴展至周作人、梁實秋、台靜農等。當然,這裏有一個前提:這些作家絕不是可大可小、可有可無的,而是都在文學史上留下深深印記的,我們不能忽略、不能迴避、不能故意冷落。

補文獻學之缺

上書房:這部新書為何定為“十講”?

陳子善: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筆名、書信、日記、文學刊物和文學廣告、文學社團、作家文學活動等十個方面的探討,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當然也帶有我的個性色彩。限於篇幅,校勘、回憶錄和檔案研究等都未講,“十講”畢竟不是“全講”。

最後一講説的是“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看上去是我的個人興趣使然,其實並非“一家之言”。自古以來,音樂、美術與文學就有很密切的關聯,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近代以來,文學藝術更是成為一家。不少作家關注古典音樂,寫了很多詩文;還有很多作家同時是書法家、畫家。

去年是貝多芬誕辰250週年。潛心聆賞貝多芬作品之餘,我不禁想到他與中國新文學這個有趣的話題。早在1907年,魯迅就在《科學史教篇》一文中提到“樂人如培德訶芬(Beethoven)”;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還專門寫了一首詠贊貝多芬肖像的新詩。這幅肖像畫可能是後來傅雷所譯《貝多芬傳》中刊出的那幅。

郭沫若稱讚貝多芬是“大宇宙意志底具體表著”。這種精神跟他“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對“力的音樂,力的詩歌”追求相切合。郭沫若年輕的時候喜歡古典音樂,經常去聽音樂會,還説到過瓦格納。應該説,這對他的思想、他的創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除了“新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收入本書的《〈吶喊〉版本新探》《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的重編》《巴金〈懷念蕭珊〉初稿初探》《〈野草〉出版廣告小考》等篇,都是首次編集;收入本書的其他篇章也都重加修訂,有不少還根據新出現的史料作了較大補充或改寫。

當然,隨着互聯網的興起,文獻編纂成果研究、網絡資源整合和研究等都值得關注,有待今後繼續努力。

上書房:您的選書有什麼具體標準?

陳子善:我們那一代人,都經歷過從沒有書讀到後來書太多而沒有時間去讀的過程。現在年輕人的問題是,好書太多了,來不及讀。在這樣的情況下,怎樣挑選適合自己的書很關鍵,對於做研究來説就更重要了。

現在買書很便利,網上有新書,也有舊書,只要你有工夫去淘。我不會上網,所以比較吃虧,喪失了不少買好書的機會。但我的心態還是平和的,畢竟不可能所有的好書都讓同一個人得到,而更應該提倡大家共享。

我的經驗是,要有自己的眼光、有大的視野,去選擇適合自己的書。名家、大家的著作或者説經典著作當然要讀,甚至需要反覆重温。但在某些方面很有特色的作家,雖然不那麼有名,其實也應該得到關注。

從1990年到2010年左右,我先後編過一些以前被忽視或冷落的作家作品集,就是想讓更多的讀者包括大學生、研究生在內知道這些人。第一步先知道了,第二步才是去評價,哪怕評價是“不過如此”,但至少不是照搬他人而是有自己見解的。

上書房:可否舉些例子?

陳子善:前面提到的邵洵美,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作家。現代作家裏,很多人都喜歡寫宏大題材,有些具體的問題是不怎麼寫的,如賭博現象。邵洵美就寫了一系列關於賭博的小説,不但有趣,而且看法特別,為文學題材的多樣性作出了探索和貢獻。

我喜歡把相同題材的小説、散文編成一個系列,如我編過現當代作家寫貓的《貓啊,貓》。這些文學史上不怎麼討論的內容,人家沒看到,你看到了,並且發現了意想不到的長處,正是讀書有趣的地方。

上書房:身處上海,是不是對上海文學的發展更感興趣?

陳子善:這是自然的。除了魯迅和張愛玲,還有一個上海作家,筆名叫東方蝃蝀,原名李君維,寫都市青年男女的生活寫得特別好。我給他編了兩本作品集,包括長篇小説和中短篇小説。如果要單獨寫上海現代文學史,東方蝃蝀是不可能不寫進去的。

我樂於做這樣的事情——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拾遺補缺,拾文學史之遺,補文獻學之缺。

不變的是真實

上書房:新書中還專門考證了梁實秋的筆名。冰心曾經感言: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朵花。在您看來,梁實秋是一個怎樣的人?

陳子善:梁實秋這個人是有些爭議的,魯迅跟他打過筆仗。但他是個多面手,在文學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比較早地對新文學提出了反思,認為浪漫主義太濫情了。這個觀點能不能成立可以探討,但至少提出了一個新思路。

很多人以為,梁實秋是魯迅的死對頭,實際上是不準確的。最早推崇魯迅雜文的是梁實秋,我在“十講”中考證梁實秋評論魯迅《華蓋集續編》的文章,自以為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發現。

梁實秋也寫雜文,但散文寫得更好,《雅舍小品》描寫的都是尋常事物,卻充滿生活智慧,富有人生哲理。他似乎什麼都可以寫,一個書架、一杯咖啡可以寫,狗啊貓啊也可以寫,透着幽默、風趣。

很多作家只能寫某一類的東西,梁實秋對生活的體會很深,以至於衣食住行都能寫,這個是他的功夫。畢竟,人是要過日子的。

梁實秋還是很有眼光的評論家,最早推崇余光中的就是他;他還編詞典,如《遠東英漢大詞典》。

更了不起的,梁實秋還把《莎士比亞》全部翻譯了。朱生豪英年早逝,一些歷史劇來不及翻譯。梁實秋歷時幾十年把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十四行詩都翻譯出來了,可謂中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第一人”。

上書房:新書對錢玄同也有介紹,據説魯迅踏上新文學之路與他有很大關係?

陳子善:在魯迅成為新文學大師的道路上,當時身為《新青年》編輯的錢玄同是有功勞的。如果沒有他不斷地約稿、催稿,在教育部工作的魯迅未必會寫《狂人日記》。

1918年2月至4月,短短三個月之內,錢玄同造訪周氏兄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間,並談至深夜12時以後,足見談得多麼投契和深入。因為夜深巷靜、犬吠不止,以至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寫到錢玄同“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儘管如此,“怕狗”的錢玄同仍然不斷造訪。可以想見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定要説服魯迅為《新青年》撰文。也正因為不斷地約稿、催稿,才打斷了魯迅彼時埋頭抄寫古碑的興致,“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

《狂人日記》因錢玄同而誕生,由錢玄同經手而發表。從此以後,魯迅“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説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

對於這段經歷,錢玄同是這樣回憶的: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

長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孫伏園催生了《阿Q正傳》津津樂道。其實,錢玄同之於《狂人日記》的深遠意義也不容低估,應當在現代文學史上大書一筆。

上書房:從魯迅、郁達夫等現代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怎樣的文學創作特質?

陳子善:講到底,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思想再高大,也需要藉助於文字來打動人。有時候,就算只寫自己的小故事,但語言表達很好,這個作品就可以成立,甚至是有機會流傳下來的。語言的背後,不變的是良心、良知和真實。